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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起始时间来算，国有企业简称“国企”在国际化方面显然比民营企业起步更早，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初，由于缺乏境外投资的经验，国家外汇储备又极为有限，经过审批走出去的主要都是国有企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，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国有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现状

　　——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占有主导地位

　　从投资金额上看，国企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据《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截至2011年年底，在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中，国有独资企业占63%。实际上，这个数字还低估了国企的比重，因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合计占到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的33%，而这两类企业中分别包括了一定数量的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企业。另据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统计数据，2009年至2011年，国企海外并购金额占全国的88%。据此推算，国企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的比重大约为85%—90%。

　　在国企的对外直接投资中，由中央政府监督管理的国有企业简称“央企”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截至2011年年底，在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中，央企占76．2%。国企对外投资的绝大部分都是由央企完成的。不过，央企占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的比重已有所下降。2004年年底这一比重曾高达83．7%，7年后下降了7．5个百分点，说明近年来地方国企的海外投资也有较快增长。

　　——国企的海外投资高度集中于能源和资源开采业，但近年来开始多元化

　　据投资潮网站统计，2008年1月—2009年7月，在国有企业发起完成的38起海外并购中，目标企业为传统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企业的项目多达31个，占总数的82%，涉及金额175亿美元，占总数的93%。在民营企业发起完成的33起海外并购中，采矿业只占两起。

　　毕马威公司统计了2012年上半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案例。这半年里中国企业共发起了113起海外并购。在41起由国有企业发起的海外并购案例中，能源和资源开采业有20起，占比近50%；而在72起由民企发起的海外并购案中，能源和资源开采业只有7起。

　　比较上述两家机构在不同时期的统计数据不难看出，虽然国企海外投资一直以能源和资源开发类为主，但其项目数所占比例已从2008年的82%下降到2012年上半年的50%左右。这说明国企海外并购的目标行业也在日趋多元化。一方面，央企的海外投资目标不再局限于购买能源和矿产。另一方面，许多地方国企属于制造业企业，较少投资于能源和矿产，主要关注通过海外投资提高自身的技术、品牌和市场实力。

　　——国企的国际化经营能力总体上比较弱

　　首先，国企境外子企业的盈利能力不强。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在2001年完成的《大企业“走出去”政策研究》，那时我国境外投资项目大约是盈利、持平和亏损各占1／3。由于当时经批准的境外投资企业大多为国企，所以这基本就反映了国企海外经营的状况。据《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011年中国近2000家境外央企的亏损比例为27．3%，高于中国全部境外企业22．4%的亏损比例。

　　其次，国有企业仍以国内业务为主，全球运营能力还有待提高。据《世界投资报告2012》，2010年，在最大的100家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非金融类跨国公司中，有9家是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如果按海外资产规模排名，中信集团和中国远洋分别排在第2位和第7位，但如果按跨国指数排名，100家企业跨国指数的平均值为50．9%，而9家中国国企中只有中国远洋一家勉强达到这一水平49．6%，其余都在该水平以下。这说明即使是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，中国国企的国际化程度也是比较低的。

　　在美国《商业周刊》发布的年度全球品牌价值100强榜单中，迄今尚未有任何一个中国品牌入围。这说明中国国有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品牌认知度还相当低，这也是国际化程度不高的表现。

　　目前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突出特点是“大而不强”，虽然进入全球500家大公司榜单的不在少数，但真正具备较强全球运营能力的还寥寥无几。

　　国有企业国际化面临的特殊障碍

　　国资委研究局2010年的一份报告曾归纳了中央企业境外投资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境外投资战略不清晰，对投资可行性研究重视不够，对境外子公司管理不善，国际化经营人才短缺，境外投资伙伴选择不理想。其实这些问题并非国有企业所独有，在民营企业中也同样存在，它们其实都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自身能力方面的不足。

　　——照搬国内经验，过度依赖政府作用，疏于防控风险

　　我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较强。国企，特别是大型国企，在国内经营时往往能凭借与政府的密切关系，顺利解决临时出现的许多意外问题，包括劳资纠纷、征地拆迁、环境污染、资金短缺等等。这就容易使国企领导人形成一种惯性思维，认为只要搞好与政府的关系，就能“船到桥头自然直”，无往而不胜，因而对于投资风险防控的重视程度很低。但在许多国家，这种经验往往不再灵验，因为它们主要依靠法律管理经济事务，政府施加影响的空间很校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再抱着国内的惯性思维草率投资，既不充分熟悉当地的法律法规，也不对项目的风险进行充分准确的评估，失败的概率就会变得很高。

　　——国企海外投资面临比民企更严格的审批制度

　　近年来，为鼓励对外投资，政府的审批管理权限不断下放，使企业的对外投资有了更高的自由度。但是，由于国企海外投资项目的平均规模大，即使按照最新标准，国企的绝大部分海外并购项目仍要由国家发改委审批，而不是由省级发改委审批，这就造成通过政府审批的难度要高于民企。

　　由于需要通过的审批部门更多，且层级更高，国企通过政府审批需要耗费更长的时间，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也明显高于民企。这对国企的海外投资特别是海外并购是相当不利的。

　　——因所有制身份而屡屡遭受外国政府歧视性待遇

　　中国国企海外投资遭受政治歧视的案例近年来可谓屡见不鲜。虽然政治歧视并不仅限于国有企业，但从目前已有的案例数量看，国企在这方面的遭遇显然比民企要多。因此可以说，国企的特殊身份也成为其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一个额外障碍。

　　增强国企国际化经营能力的思路

　　通过前面对国企国际化面临的特殊障碍的分析，我们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切实推进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，完善企业治理结构

　　推动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实现整体上市，不具备整体上市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要加快股权多元化改革。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培育国企领导人的企业家精神，使他们敢于承担国际化经营的风险；有利于企业制定清晰的长远发展规划，并据此制定国际化战略；有利于国企实行更加灵活的用人制度，从国内外吸收高水平的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有利于提高国企的商业化运作水平，减少外国政府对国企海外投资商业目的的质疑。

　　——结合海外投资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，为部分优质大型企业开辟对外投资审批的绿色通道

　　在暂时不能取消资本管制的情况下，对于资质优良的大型企业，包括国有和民营企业，应建立动态名单。进入名单的企业，对外投资无需事先报批，只需事后备案。

　　——优化投资方式，降低东道国政府和公众对国企并购的敏感度

　　一是由控股改为参股。二是寻求合作投资，包括联合国外企业、私募基金共同投资以及与外国企业建立战略联盟。

　。ū疚恼抡浴吨泄檬北ā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对外投资与促进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研究”课题组）